缅怀学者赵老师

—纪念赵修竹教授百年诞辰—

赵修竹教授

（1920.07.23—2003.12.26）

赵修竹教授是我崇敬的前辈，我与其他同事和晚辈都习惯称他为赵老师。

赵老师于2003年病逝，享年83岁。彼时应《中国免疫学杂志》之约，笔者曾撰文缅怀。该文是在专业刊物发表，主要介绍赵老师生平和学术成就，一定程度上属“官样文章”。多年来一直有个心愿，想从晚辈、学生的角度撰文纪念赵老师。

2020年7月23日是赵老师百年诞辰，特撰此文回忆他生前工作和生活的若干片段，以兹纪念这位令人敬仰的前辈学者。

同济医学院是百年老校,人才荟萃，许多道德、文章皆可为人楷模的前辈学者曾在同济任教。

有人将科技人员分为两类：大多数是科技工作者，他们多出于敬业和本分而完成本职工作（其中少部分则仅为稻粱谋）；为数不多者属科学家，他们全身心地探索学问，并非单纯追逐名利，而是源于对学术的兴趣和热爱，以求揭示自然现象的本源。

毋庸置疑，赵老师属后者，是同济医学院教师群体中名副其实的科学家。

*献身学术、终生不渝

赵老师曾多次说过：“我这一生，没有一天偷过懒”。这句话是他对自己终生所为的如实写照。

由于历史的误会，未届不惑之年的赵老师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此后20年间陷入人生的低谷。但即使身处逆境，面对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窘困，赵老师探究科学真知的初心从未动摇。他在缺少经费、设备及助手的艰难情况下，不计毁誉，曾先后开展“中国人体的体液分配”、“高温作业对人体的影响”、“抗肿瘤药物筛选”、“肿瘤免疫”、“核磁共振”、“补体”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并取得诸多成果。

赵老师平生唯一的爱好是阅读专业文献，可谓手不释卷。因此，他往往最先掌握医学生物学领域的新技术、新观点和新理论，被校内外同事和同道誉为“活字典”。据冯新为教授回忆，在上世纪60-70年代，他曾从赵老师处分享许多医学领域的最新信息（如前列腺素、核磁共振等）。

赵老师知识渊博，对许多科学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他于1985年在一篇关于补体C4遗传学进展的综述文章中，首次提出基因locus应翻译为“基因座位”（site才是位点）。这个意见日后获得国内学术界认可。

赵老师这一代学者多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堪称智者。他在阐述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时，往往上升至哲学和伦理的高度。笔者作为晚辈，深感与赵老师交谈如沐春风，受益匪浅。

在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交谈中，赵老师论及HLA复合体复杂的基因多态性（polymorphism）时，引用了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即合理”。赵老师并由基因多态性现象，引申至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多样性(diversity)及其生物学意义：“源于自然选择及进化，自然界的生物和生态具有极为丰富的多样性，彼此互补并相互依存，从而构成了绚丽多彩、充满生机的大千世界；人群中“表型（phenotype）”（外貌、品性）各异的芸芸众生，更是多样性的范例，他们的出生、经历、价值观、信仰、种族、民族等千差万别，通过彼此不断的碰撞、冲突、互让和包容，从而组成了生气勃勃并不断进步的人类社会。”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财力有限、外汇稀缺，也未受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制约。地处西安的一个“内部”机构专门负责翻印国外的重要学术期刊（其纸张、印刷、装帧均十分粗糙，不堪恭维），供国内科研、教学机构订阅。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多数专业人员无心钻研学问，图书馆门庭冷落。此时的赵老师，成为这些“盗版”期刊最忠实的读者。据赵老师自述，当年他从未漏过任何一期《科学》和《自然》杂志。至今，若有心人去学院图书馆查阅上世纪60-70年代的学术期刊，还可发现有些文献上存留有赵老师阅读时留下的铅笔记号。

同济医学院图书馆馆藏的当年《自然》杂志合订本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举。面对专业人员知识老化、获取科技信息渠道不畅的困境，由国家科委和卫生部批准，中国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于1978年组织国内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分工创办《国外医学》（原名《国外医学参考资料》）系列杂志，我校获准出版《国外医学分子生物学分册》。

当时，学校指派梁之彦教授（生化）挂名，由赵老师具体负责，会同丁惟培（药学）、冯宗忱（生化）、赵轶千（生理）等教授筹建编辑部。1980年底，聘请国内相关专业的知名学者组成编委会，梁之彦教授和赵老师分别任主编和第一副主编。是时梁教授已年逾八旬，赵老师实际上承担了执行主编的重任。梁教授于1986年8月逝世，赵老师遂接任主编，直至2001年。20余年间，每一期杂志从确定主题，到约稿、审稿、定稿，赵老师都亲力亲为。

在赵老师及其同事们的辛勤耕耘下，《国外医学分子生物学分册》很快成为广受国内生物医学专业人员欢迎的信息来源，订户超过7000。许多当年的年轻读者或撰稿者，多年后陆续成长为各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不少人至今未忘，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曾获益于这本有启蒙意义的学术刊物。

赵老师撰文“十年志庆 开拓前进”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唤醒了中国人和中国科学家。已近花甲之年的赵老师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赵老师焕发活力、学术生涯最精彩的一段时光。由于从未虚度年华，赵老师对国际上医学生物学新进展有较深入的认识，并选择位于HLA复合体的补体基因多态性及其与某些自身免疫病的关联，作为研究方向。

当年，国内科研条件之简陋，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赵老师实验室仅有的设备是水平离心机、台式高速离心机、蛋白电泳仪等。就在这样的艰苦情况下，赵老师带领课题组成员获得一系列科研成果，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

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初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彼时国家财力有限，面上项目的资助额度一般为2-3万元（最低仅8000元）。此项基金成为当年国内广大科技人员竞相争取的重要经费来源。赵老师以自己扎实的前期研究成果为基础，于1985年获得首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万元），开展“中国人补体C4的遗传学研究”，以后又屡获资助，成为同济医大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

上世纪80年代，赵老师的研究进展受到同行专家瞩目，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报告，先后荣获多项国家教委、卫生部及省市科技进步奖。为推广补体基因遗传多态性研究的相关成果，赵老师课题组曾多次举办理论与技术学习班，促进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

赵老师在补体基因多态性领域的研究进展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赵老师课题组成员张文杰于1986年赴西澳大利亚大学医学院附属皇家佩斯医院临床免疫科做访问学者，该科主任Roger Dawkins（罗杰▪道金斯）教授的研究领域与赵老师相近。经张文杰牵线，1989年，Dawkins教授和赵老师联合申请了澳大利亚教育部“澳中教育合作基金”，由同济医科大学与西澳大学在武汉共同建立了“中澳友谊补体实验室”，澳方提供了6万澳元，用于购买科研设备。其后，该室被第11届国际组织相容性学术会议列为全球10个补体定型中心之一。

中澳友谊补体实验室的澳方负责人Dawkings教授来访（1990年）

在赵老师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对补体遗传多态性的研究工作占有重要地位，所发表的论文占论文总数的80%以上。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起，赵老师即萌发编撰一本《补体学》专著的念头，以反映该领域最新进展。

当年，专业人员在国内正式出书绝非易事，首先必须获得书号，后者是出版社待价而沽的稀缺资源。经多方联系，湖北科技出版社同意出版此书，但首先必须支付3万元购买书号（相当于当时赵老师约两年的退休金），印数3000册，作者自销1000册作为稿酬。因此，能否筹款3万元成为决定出书成败的关键。

免疫学教研室的同事们理解赵老师的这个心愿，并用实际行动给予支持。当年教研室从事科技开发，略有积累，主要用于增添急需的科研设备。科室全体人员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出资1万5千元资助赵老师出书，不足之数则分头四处“化缘”。

此前，校内各行政部门从未有过资助教师个人出版专著的先例。但是，受赵老师百折不挠、终生做学问的精神所感召，同济医大基础部、科研处、教务处、研究生处、校办等单位都破例慷慨解囊，共同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赵老师于90年代初退休后，耗费多年心血（其间还曾因罹患胃癌而入院手术），国内首部《补体学》专著终于在1998年元月问世。当出版社将样书送交赵老师过目时，他的激动难以言表。事后赵老师曾撰文，谈及拿到新书时的欣喜心情，并引用克雷洛夫（俄罗斯著名诗人）的诗歌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在自家的蜂巢里，看到了自己酿的一滴蜜"。

*学者风范、堪为师表

我于1980年调入同济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任教。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每周二下午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不得无故缺席。我就是在一次例会上初识赵老师。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他衣着普通，不修边幅，讲话带有浓重冀南口音，在例会上鲜少发言。以后接触多了，才发现赵老师十分健谈，并对晚辈和后学关爱有加。

赵老师和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的同事们合影（分别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和80年代中）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万象更新，为开展素质教育并提高教学质量，校方大力推进教学改革。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的知名教授赵修竹、冯新为、王迪浔等，当时都亲自领衔组织课外科研小组，做了有意义的探索，在同济医大学生中广有口碑，受到热烈欢迎。

彼时，赵老师身边聚集了10余位学有余力并热爱科学研究的大学生。他们参加赵老师课题组的科学实验，并定期举行读书会，不拘形式地讨论、交流国际核心期刊登载的最新科研进展。我有幸于1980年代末参加过一次赵老师组织的读书会，当日的主题是胞内信号转导。会场的气氛极为热烈，年轻人活跃的学术观点及不惧权威的蓬勃朝气，使我深受感染和鼓舞。

此项活动坚持多年，人员时有更替，但探索科学真知的宗旨始终未变。莘莘学子在赵老师指导下，不仅培养了科学思维和动手能力，部分学生还与赵老师共同发表综述论文或参与撰写学术专著，并获湖北省优秀大学生科研成果奖。

赵老师是严师，对课题组成员和研究生要求十分严格，一旦发现有差错，往往不留情面，严厉批评。但实际上，赵老师真心关怀属下每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他先后推荐课题组多位教师出国深造。这些人日后在国内外创业，均取得不俗的成就。凡有学生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赵老师都难掩心中的喜悦，并立即通过邮箱转发给我。每当有远道的学生来访，赵老师的高兴和激动，更是溢于言表。

赵老师与课题组部分成员合影（从左至右：翦必希、姜晓丹、赵老师、汪策、吴锋）（1980年代末）

博士研究生吴雄文论文答辩会（1993年）

赵老师喜形于色，与课题组成员和研究生在新成立的中澳合作补体实验室合影（1991年）

有学生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德国行医的姚竹专程探望赵老师（2003年春）

我和赵老师原来同在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任教，科研方向均为免疫病理。鉴于现代免疫学理论和实践突飞猛进的发展，自1980年代初开始，国内多所重点医科大学先后成立了免疫学教研室。

1988年我由德国进修返校后，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的赵修竹、冯新为老师和原微生物学教研室的毕爱华老师分别与我约谈，鼓励并邀请我一起参与，在同济医科大学创建独立的免疫学科。

首先倡议并参与创建同济医学院免疫学教研室的三位前辈学者（右起为赵修竹、冯新为、毕爱华）（1990年代初）

同济医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于1989年成立后，三位前辈甘当人梯，推荐我负责牵头，并对学科的发展和规划提出许多宝贵建议，对我本人的工作更是始终不渝地给予充分尊重和大力支持。

赵老师和参加湖北省免疫学会年会的免疫学系师生合影（第二排右起卢昌秀、毕爱华、郝连杰、武忠弼、冯新为、赵修竹）（2001年）

赵老师和免疫学系教师宴请回国来访的老同事（2000年）

赵老师90年代初任中国免疫学会常务理事及湖北省免疫学会理事长。笔者回国不久，赵老师即力荐我接任省学会理事长。1993年在南京召开中国免疫学会第二届理事会，赵老师又推荐我接任常务理事。由于此前我主要参加病理生理学专业的学术活动，与免疫学界同道接触甚少。为此，赵老师在会议期间逐一约见多位免疫学界前辈，亲自登门恳请他们给予支持。

全国科协属下的各专业一级学会有数十家，是开展学术交流的民间团体。专业人员在学会兼职，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所在单位和学科的学术水平。赵老师高风亮节，为扶植成立不久的同济医大免疫学教研室，付出艰辛的努力。此后时隔多年，多位免疫学界前辈还屡屡向我提及，像赵老师这样全心全意为后学的晚辈尽心、尽力，实属不易和罕见。往事历历，我至今铭记在心（并非单纯因为笔者是赵老师的接任者）。

有个插曲值得一提。赵老师关爱后学晚辈，年轻人也敬重这位令人仰慕的前辈学者。按照与出版社签订的协议，作者须负责自销1000册《补体学》。为此，专著正式发行后的数年间，凡是参加国内举行的学术活动，免疫学系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均不辞辛苦，主动带若干册《补体学》与会，设摊卖书，成为会场中一道引人注目的独特“风景线”。

赵老师为人耿直，易激动，无意之中，所言所行难免得罪人。但是，赵老师的“火气”都是因为公事而引发，从未因私事与他人结怨。我在校内路遇相识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对方有时会“告状”：“你们的赵老师又来我们办公室发脾气了。”虽然如此，他们了解赵老师的性格和为人，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都尽可能给予关照和支持。

赵老师这一代读书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人际交往讲究礼数周全。先母于2002年病逝，彼时赵老师已永久性置入导尿管，不良于行。闻讯后，赵老师来电话召我去他府上，除表示慰问外，坚持要奉送奠仪。经我再三解释，先母遗愿丧事从简，谢绝一切馈赠，赵老师才作罢。

冯新为教授与赵老师于50年代初一起创建武汉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80年代末又共同倡议和筹建同济医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两人相识、相知逾40年。1993年年初冯教授70大寿，赵老师亲自登门祝贺。

*春蚕到死丝未尽

赵老师一生从教，专业和学问占据了他生命和生活的全部，此外别无其他爱好。至1998年《补体学》专著正式出版，赵老师历时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划下了句号。

长期以来，疾病一直给赵老师造成很大的困扰。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赵老师曾患肝硬化、腹水，几近昏迷，经抢救才转危为安。至1990年代中期，他又先后罹患胃癌和尿道梗阻。晚年的赵老师饱受多种慢性病折磨，身心疲惫，且随年龄增长，健康状态每况愈下。此外，赵师母罹患顽疾，时刻需人陪伴和照顾，也成为赵老师晚年挥之不去的牵挂。

赵老师伉俪（1960年代摄于武汉东湖）

赵老师与赵师母最后的合影（2003年春）

赵老师的宿舍楼紧邻我的住处。下班回家，我不时顺道去探望垂暮的老人。赵老师家在一楼，卧室兼书房的窗户面对门前的小路。常见的场景是，赵老师枯坐在书桌前沉思，目光中流露出万般孤独和寂寞，以及难以排解的空落。

赵老师曾多次向我谈及自己曲折的一生：年少家贫；在抗日战争动荡的岁月中完成中学和大学学业；解放初期曾相对平静地从事教学和科研；57年错划为右派后的20年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尤其是在文革中曾被诬告，无端遭严厉批斗，一度有轻生之念）；改革开放后不忘初心、重振旗鼓，但也不免怀有壮志未酬的遗憾。

赵老师旧居门前，左边窗户的房间即是他的卧室兼书房

虽然历史及人生不存在“假如”和“如果”，但回顾赵老师的一生，笔者在缅怀之余，有时仍然不由遐想：“当下中国的国力及科研投入，与30多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晚辈学者如今的境况、机遇和发展前景，老一代学者难以想象和企求。凭赵老师及其他诸多前辈学者的敬业、勤奋和才智，他们若能生活和工作在今天，将会取得何等成就！”

笔者就记忆所及，拉拉杂杂地追述往事，言不尽义。谨以此文缅怀逝者，并纪念学者赵老师百年诞辰。

同济医学院免疫学系

退休教师龚非力

2020.07于武汉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赵老师生前同事、课题组成员及学生的热情支持，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实和照片。他们是：冯新为教授、吴雄文教授、姜晓丹老师、郑芳教授（免疫学系）、王迪浔教授（病理生理学系）、王维焱老师（学报编辑部）、邹立君教授（同济医学院图书馆）、张文杰教授（新疆石河子大学）、汪策医生（美国芝加哥）、姚竹医生（德国慕尼黑）。在此一并致谢，并共同缅怀赵老师。

赵修竹教授简历

1920.7.23

出生于河北省武安县

1946年

毕业于原国防大学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

1946～1949年

原国防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任助教

1949～1950年

湖北省武昌医院内科医生

1950～1952年

武汉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助教、讲师

1952～1955年

中南同济医学院生理学系助教、讲师

1955～1956年

在北京参加全国病理生理进修班学习

1956～1989年

创建武汉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现同济医学院病理生理系前身），任教研室主任，1956年晋升为副教授，1982年晋升为教授

1989～1993年

同济医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教授

2003.12.26

病逝

赵教授长期承担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免疫学课程学工作；多次参与全国规划教材编写；曾从事高温作业工人循环系统研究、变态反应研究、抗癌药物筛选、卵巢癌肿瘤抗原研究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发表论文十余篇

1970年代后期开始，赵教授在国内首次开展中国人群HLA-Ⅲ类基因遗传多态性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科研成果多次获国家教委、卫生部、湖北省奖励；

赵教授曾任同济医科大学中澳友谊补体实验室主任、《国外医学（分子生物学分册）》主编、《中国病理生理杂志》及《中国免疫学杂志》副主编，并主编《补体学》、《病理生理学》等专著10余部。

赵教授是湖北省/武汉市免疫学会和病理生理学会的创始人，曾任中国免疫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免疫学会理事长、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病理生理学会理事长、中南六省生命科学前沿论坛主席。

2022年5月